新华网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3月5日文章，题：权利从工人手中溜走

       上月的一个早晨，1000多名找工作的年轻人正在广东制造业重镇东莞一处供临时居住和培训的“基地”接受挑选，他们当中大多数是不到20岁的女孩。

       小刘和小宋来自河南，今年是第一次离开家里的农田，和出门打过工的朋友一起来到南方。两人的经历是一个例子，反映出世界适应力最强的这支劳动大军所具备的应变能力和韧性。

        然而，两人进入劳动市场的这一年，很可能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确立“世界工厂”地位以来最糟糕的一年。中国政府估计，截至去年年底，在全国1.3亿农民工中，有15%在失业或辞职后返乡。

        令前景更加暗淡的是，海外订单也不断减少。今年1月，中国的出口额同比下降了17.5%，广东省则下降了23.6%。

       小刘和小宋还会发现，在她们打工的工厂，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再次向管理方倾斜，此前几年则是工人占优势。

       这几年的改善包括多次以两位数的幅度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水平，而去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更是极大改善了工人的处境，增加了厂方辞退工人的难度和成本。

       现在，随着地方政府试图把本地的失业率降到最低，钟摆开始回摆。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厂主说：“以前，有些工人去劳动委员会投诉，劳动委员会的人一般都站在工人一边。现在，他们会与公司联系，试图了解情况。他们会进行调解而不是打官司。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近来，一些工人利用一项允许追讨过去两年内未支付加班费的法规成功起诉了这位厂主的工厂。他说：“两年加起来可是不少钱。举证的责任在公司，公司要证明工人没有加班，而不是要工人证明他们加班了。”

       不过，法院后来监督劳资双方进行了耗时很久的和解谈判，最终作出了厂方可以接受的判决。

       一个劳工维权团体的负责人黄庆南(音)说：“以前，工人很容易就能要回过去两年的加班费。但是现在，法院正劝说工人胜诉后少拿点赔偿。如果政府想支持工厂，他们应当少收税费，而不是损害工人的利益。”

      广东省公布，去年前11个月，劳动仲裁案件数量增加了160%。